崇祯十七年秋

        孟子说：“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，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人和禽兽在本质上都是功利的，差异就那么一点点，普通的人抛弃这一点点，君子却保存它。

        庸众可以选择功利，却不该去嘲弄，坚持理想、道义的人，因为正是有这一小撮人在，整个社会才不断进步，道德才不断提高，文明才有希望。

        儒家在中国古代社会，就一直承担着教化的责任，但是却在历代统治者的干预下，逐渐丧失了教化的功能和治世的理想，逐渐沦为了逐利的官僚。

        这种转变，在明朝尤为明显，而转变的原因中，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皇权太强，臣权太弱，皇帝随意廷杖大臣，打断整个士大夫阶层的脊梁，也使得大部分士人彻底寒心，放弃了治国的理想。

        太祖设廷杖，起初是为了震慑不法官员，也就是一两人，但到了子孙后世，就完全变味，成了皇帝宣泄淫威的工具。

        正德年间，武宗创下一百零七人同时受杖的纪录，而时隔不久，这个纪录就被嘉靖皇帝以同时廷杖一百三十四人，其中十六人当场死亡的记录给打破。

        除此之外，大太监刘瑾也曾杖杀二十三员大臣，此后被魏忠贤杖杀之人，也不在少数。

        而这些官员受杖的原因，有弹劾严嵩的，论妖僧的，谏万贵妃干政的，还有谏元夕观灯的，谏武宗南巡的，谏嘉靖勿服金丹的，这都被廷杖。

        最离谱的是正德年间，十三道御史弹劾刘瑾，结果上一本就要被杖三十，上两本就要被杖六十，而上三本的每本各杖六十，不等杖完，人就死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儒家的这些士大夫，迂腐的人大有人在，道貌岸然的也不少，但是历代没有这些老夫子，瞪眼吹眉的拉着皇帝，用儒家对君王的标准，来要求皇帝，这不能干，那不能做的，历代皇帝要干多少荒唐事，而百姓要多遭受多少罪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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